土地革命那会儿，鄂豫皖苏区是顶重要的革命地盘之一，那里的队伍后来发展成了红四方面军，这可是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。红四方面军最牛的时候，手下有八万精兵，啥硬仗、恶仗、险仗都不怕，打了一场又一场。这支队伍里，出现了好多勇猛善战的将领，等到新中国成立后，那些闪闪发光的开国将帅里头，有七百多人都是从红四方面军出来的。红四方面军能变得这么强大，成为一支铁打的队伍，早期红军的高级指挥员、当过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的陈昌浩可是功不可没。
陈昌浩，小名叫子藩，本名叫陈海泉，还有个曾用名叫苍木，他是1905年10月16日在湖北汉阳县的永安堡戴家庄出生的，那地方现在归武汉蔡甸区的奓山街长新村管。他爸叫陈荣发，号春霆，在汉口商行当领导，他妈叫吴蓉，主要负责在家料理家务。他们夫妇一共生了四个娃，两个儿子两个女儿，陈昌浩是老大。因为家里条件还不错，他小时候就被送到私塾念书了，那时候起他就叫昌浩了，接受的教育也挺严格的。这孩子聪明还努力，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，成绩都是顶尖的。在大学那会儿，他认识了一些思想进步的朋友，后来加入了组织，还被派到苏联去留学，成了当时特别有名的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”中的一员。
陈昌浩留学归来后，组织安排他到鄂豫皖根据地干活。在部队里，他因为勇敢果断，管理军队严格，特别是在指挥反“三路围攻”和反“六路围攻”这些大战时，展现出了非凡的指挥本事。靠着出色的军事领导能力，他很快在红军里出了名。那时候，红军打仗时抓到了一架国民党的飞机。身为领导的他，亲自押着被俘的国民党飞行员，揣着手枪和手榴弹，坐着飞机到了黄安城上空。他给敌军阵地扔传单、炸炸弹，给红军长了大脸。这事儿在红四方面军里炸了锅，大家都对他赞不绝口。所以，25岁的他就当上了方面军的总政委。
陈昌浩领导红四方面军那会儿，红军队伍是一天比一天壮大。特别是当他们挺进川北，那气势，简直了，人数直接飙到了八万多。每次行军，陈总政委都会穿上从川军将领那儿缴来的斗篷，外面是黑的，里头是红的，骑在马上随着马背起伏，威风凛凛，跟只展翅的雄鹰似的，冲在最前头，引得路人都停下来看。听警卫员后来讲，那时候的陈总政委，个子高挑，模样帅气，年纪轻轻的，不光是气势不凡的大英雄，还是个难得一见的美男子。要是把香港的大明星周润发换上红军装，披上将军斗篷，那模样，简直就跟年轻时的陈总政委一模一样。
打仗厉害，指挥得当，还年轻有为，在那个大家都崇拜英雄的战争时候，他的一举一动都特别吸引眼球。那时候，红军队伍和根据地的老百姓，都把他这位总政委看得跟神仙一样，他的故事到现在还在当地传着呢。听说他手下有个军长，战功不少，可就是脾气太坏，做事霸道，谁要是跟他顶嘴，他就拿枪吓唬人，“砰砰”几声子弹打在地上，吓得人魂飞魄散。没想到这事儿让总政委陈昌浩知道了，他立马带着警卫员跑到军长那儿，抄起马鞭子就是一顿猛抽。军长吓得赶紧求饶：“总政委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”这才算完。
但到了1936年11月，这位曾带领大军在战场上英勇奋战、立下无数战功的年轻红军将领，人生轨迹有了大变。那时候，上面决定成立红军西路军，要渡过黄河去，打通到新疆的路。陈昌浩被选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，还有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，带着队伍往西走，过黄河去打仗。接下来的半年，西路军被西北的军阀追得到处跑，最后在河西走廊吃了大败仗，红军历史上这事挺惨的，原本二万多人的队伍，最后只剩几千人了。到了这生死存亡的关头，陈昌浩最后一次以头头的身份，召集大家开了个急会，定了三条路子：第一，剩下的部队得散开打游击，继续斗；第二，两位高层得离开队伍，回陕北报告情况；第三，选工委领导来管各支队的行动。从这以后，他就正式告别了这支一起摸爬滚打多年的队伍和兄弟们。
那时候，“天空高远，大地辽阔”，1937年春天，陈昌浩离开了队伍，开始往东走。因为敌人太多，他们只能白天躲起来，晚上赶路，边战斗边前进。当他们走到一个叫大马营子的村子时，陈昌浩病倒了，烧得很厉害，被困在了西北荒原上的一个小村子里，那是湖北人但复三的家。他拿出自己身上一半的银元，分给了三个卫士，让他们各自逃生，然后又给了但复三十块大洋。但复三虽然只是个村里的土医生，但他是个有胆量、讲义气的人。看到陈昌浩病还没好却坚持要走，他就提出亲自送他回老家。陈昌浩把枪埋了起来，换上了但复三给他的便装，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头，总算是回到了阔别近十年的老家——长新村。
在河西走廊的战役失利后，红西路军的悲壮故事里，一万多名红军战士牺牲了宝贵生命，书写了英勇无畏的篇章。作为领头人的陈昌浩，看着自己带的队伍吃了大败仗，心里头那个痛啊，真是无法形容。他满心愧疚和自责，回到延安后，不管在哪提到这事，都痛心地说：“祁连山那一败，我陈昌浩真是有责任，一万多兄弟，命丧大漠……一想到那些倒在荒野的战友，我就心如刀绞。”之后，他就离开了部队，经过组织同意，陈昌浩去苏联治病了。1939年8月27日，陈昌浩搭乘飞机，离开了这片他战斗了近十年的土地，前往苏联。飞机上天，他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，心里头思绪万千，不知道到了苏联会面对啥样的境况……
陈昌浩刚到这儿养病时，比起国内战火纷飞的情况，莫斯科的医疗和生活条件都要好得多，吃的用的都挺丰富。他儿子陈祖涛记得，刚到莫斯科那会儿，跟延安的苦日子比起来，“那儿的日子简直跟仙境似的”。他们每天都能吃上白面包、奶油，还有各种水果，这对之前在延安靠小米填肚子的陈祖涛他们来说，简直是做梦都不敢想的福气。在这儿，陈昌浩得到了精心的照料，医生隔三差五就来给他查体，积极治疗，没多久，他的老毛病就快好利索了。
真没想到，好景不长，紧接着苏德战争就打响了，陈昌浩的命运再次遭遇坎坷。那时候，战事紧得要命，那些原本支援我们的福利机构也被迫关门，所有人都得赶紧撤到后方去。逃难的人多得跟潮水一样，到处乱窜。他就跟着一大帮人，被安顿到了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，靠近塔什干的一个小镇，叫科坎加。
塔什干这个名字在乌兹别克语里头的意思就是“石头堆成的城”，为啥这么叫呢？因为它坐落在山脚下的冲击平原上，那儿有好多大石头。这地方位于中亚的正中央，太阳一晒，沙子就跟海浪似的翻滚，所以大家都叫它“荒漠之地”。正因为这样，水在这儿就成了个宝贝。咱们中国古代有好几位探险家，像张骞、法显、玄奘，他们都到过这儿。特别是张骞，书上说，汉武帝派他到西边儿出使，他就走到了塔什干。在那儿，他还成了家，有了孩子。后来张骞回了汉朝，可他的妻子和孩子被匈奴给抓走了。他想派人去救，但遗憾的是，一直都没能找到他们。
陈昌浩来到这儿安顿下来后，碰上苏联那边把以前的组织给解散了，他的所有供给就都断了。他以前可是个军人，还是个级别不低的指挥官，做饭、洗衣服这些他从没干过，买东西砍价更是一窍不通。所以，他得自己想办法过日子了。在这儿，大伙儿压根不知道他以前是红军里的大人物。
为了活下去，他跑到科坎加那地方的采石场干苦力活。那边不仅有采石场，还有榨油厂这些工厂。一开始，陈昌浩就在采石场打工赚钱，天天砸石头、扛石头，就为了养活自己。尽管他从早到晚都在卖力干活，但因为那时候战乱，东西特别少，就算这样，他每天也只能分到一斤左右的黑面包，还有一点点土豆，吃的非常少。
在采石场干活，那可不是一般的累。就像老辈人诗里写的那样，“云阳路上走一遭，两岸都是做买卖的。热得像吴地的牛喘月，拉船拉得那叫一个苦！河水浑得没法喝，水壶里的水半拉都是泥。一唱起那都护歌，心里头难过得眼泪直淌。成千上万的人绑在石头上，没法到河边去。你看看那满山的石头，想想都让人掉眼泪。”苦的时候，大家也会找点乐子，哼几句采石歌，“离了破草屋，进了山里头，还不是因为没钱又过不上好日子。天天采石头，这活儿也不顶用，真是恨自己没能耐，遇不上贵人拉我一把，就不用受这穷罪了。”……从这些歌里，你就能看出他们对过好日子的盼望。
陈昌浩因为长时间辛苦采石，又老是饿肚子，原本高大健壮的身体被病痛、饥饿和重活给拖垮了，变得特别虚弱。再加上那儿的气候实在太差，一会儿冷得要命，一会儿又热得不行，让他的胃病老是犯，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苦。采石场边上有个榨油的地方，那些一起干活的苏联工人看陈昌浩这个外国人挺可怜的，有个老工人就跟他说，去榨油厂喝点热棉籽油，胃病能好。他还真去了，喝了几回，没想到，多年的老胃病竟然就这么好了，再也不疼了。这事儿，还真是倒霉中的万幸。他心里头那个乐啊，别提多高兴了。
陈昌浩在搬运和采石的工作岗位上干了两年，那时候，他差不多天天都给那些以前熟识的苏联朋友们写信求助。但因为仗打得紧，大部分信都像丢进大海的石子，连个泡都没冒。但坚持总会有回报，终于有一封信被之前和他共事过的季米特洛夫看到了，这一下子，他的命运有了大转弯，不用再在那个荒凉的采石场待到老了。之后，季米特洛夫决定让他去前线当翻译。他立马换上了军装，直奔斯大林格勒前线，主要负责把公函翻译出来，履行了一个国际主义战士的责任，后来还赢得了一枚“卫国战争奖章”。
在这段时间里，让陈昌浩感到高兴的是，有个朋友帮他认识了一位俄国的姑娘，名叫格兰娜。她一瞧见他，见他身材高大、长相帅气，对人亲切，俄语说得还特别溜，立马就被他的魅力给吸引住了。打那以后，她心里就对他有了好感，决定要好好照顾他的日常，好让他能专心翻译和写作。到了1945年5月1日，他们迎来了爱情的结晶，生了个娃，小名叫维克多，意思是胜利，大名则叫陈祖莫，意思是莫斯科出生的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经过上面的点头，陈昌浩带着老婆孩子，眼里含着泪，回到了阔别十三年的老家。从莫斯科走的时候，他别提多高兴了，紧紧抓着来送行的人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咱们终于能回去了！”说着说着，他居然大哭起来，眼泪跟下雨似的。十三年啊，盼了十三年！这回终于能回自己的国家了！到家后，他当上了编译局的副局长。到了1967年，他快不行了，给儿子和家里人写了首诗，算是对自己这一辈子的总结：心里有大义，一心要报国，不想留名世，只愿当基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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