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凤元年（252年）之际，东吴君主孙权已病重，最终不幸逝世，年届花甲之龄。因继承人孙亮尚且幼小，只有十岁上下，无法亲自治理国政，孙权因此指定一位托孤大臣代理朝政，确保大局在幼主尚未断定之时不致混乱。通常，托孤大臣掌握朝政大权的路径大致有三种：一是出自皇室宗亲的（如曹爽之类）；二是资深元老重臣（如诸葛武侯一系）；三是与旧朝局无太多牵绊、可信赖的心腹之人（如霍光）。
然而孙权最终选定的首席托孤大臣并非上述其中任一模板，而是诸葛武侯的侄子、诸葛瑾之子——诸葛恪。众所周知，诸葛恪既非皇室宗亲，也非元老重臣，属于相对边缘的位置。更为复杂的是，孙和此时依然健在，而被废黜的太子孙和正是诸葛恪的外甥女婿。如此局面，促使人不禁追问：为何在临终之际，孙权要将东吴大权交给这位并非传统托孤人选者？笔者认为，这背后大概藏着四个方面的考量：
展开剩余63%第一，孙权离世时已七十一岁，在位二十四年、实际掌权五十二年，堪称汉末三国时期掌权时间最长的帝王。如此长期的权力集中，导致晚年元老重臣多在他去世前后相继退出政坛，朝政主导的核心逐渐转向二代子嗣的力量。诸葛恪正是这一代力量中的杰出人物，因此成为“接棒”候选的理想对象。
第二，孙权执政晚年，第三子孙和与第四子鲁王孙霸之间爆发了长达八年的“二宫之争（南鲁党争）”。这场斗争使大量孙姓宗室卷入宫廷斗灶，如孙鲁班、孙峻等人都陷入其中，致使孙权对孙姓宗室的信任度显著下降，也进一步降低了让孙姓宗室直接掌权的可能。
第三，二宫之争不仅影响了宗室，还波及江东本土士族的关系网，造成信任破裂的後果，连陆逊也在间接的政治风波中“走向其终局”。在孙姓宗室与本土士族日益难以信任的局面下，孙权不得不更多倚重南迁士人群体的力量，以维护江东的稳定基本盘，而南迁士人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正是诸葛瑾，二代领袖则正是诸葛恪。
第四，尽管临终前让诸葛恪执掌朝政，孙权仍设定了五位托孤大臣共同执政，以形成权力平衡：诸葛恪、孙弘、孙峻、滕胤、吕据。其中滕胤、吕据为南迁士人的二代子弟，孙峻则为东吴宗室，孙弘则是与诸葛恪长期不和、来自鲁王孙霸余党的人物。这样的五人组合，被视为对恪权力的一种制衡与保障，意在防止单一势力独断国政，确保政局相对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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